摘要：
2024年11月20日，深圳首次推出面向个人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。只要深圳无房、至少大专学历、缴纳社保一年以上，就能参与摇号、确定选房顺序。排名靠前，就有机会以市场参考租金的6折入住新房。
消息一出，搅动了不少刚需家庭。一年来，深圳市级和区级共推出10余批面向个人配租的保租房，约一万三千套。在这场“拼好运”的游戏里，这些深漂中年人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——4次摇号都不中，排名一次比一次靠后；摇到可能捡漏的排位，却在选房当天被通知房源没了；看着理想的房源被选走，慌乱下选错房号……大多数人在陪跑，在重复申请中从期待变成麻木。也有幸运儿成功上岸，以为终于有了家，却发现这里终究是过渡。
文| 吕煦宬
编辑| 罗晓兰
资料图。图源视觉中国
“我排名xxxx位，有机会吗？”
展开剩余93%今年1月，摇号直播那天，36岁的韦建斌正在上班。作为公司总监，他不好看直播，只能看录屏，一点点拉进度条，找自己的编码。翻到2000名还没看到，他不死心，下载了官方表格，在1396位上找到了自己。
这是他第二次申请，去年第一次申请时排名4406名，纯属“陪跑”。排名通过摇号决定，直播进行，不到5分钟，三声“停”决定了申请家庭的命运。这是最关键，也是最看运气的一步。此后，不符合申请要求的家庭被筛选掉，韦建斌的排名从1396上升到1195。
配租方式就写在住建局官网，韦建斌研究过，不复杂，填写资料，经审核通过后，等摇号，排名靠前就到现场选房。要点就两个：一是通过公证摇号确定选房顺序，房源选完为止；二是选房只能在认租意向项目中选。
摇号公平，但也看命，没有发挥空间。“就看谁的运气好”，韦建斌对此有经验，家里那辆粤B的油车车牌，他也是摇了6年才摇到。唯一能做的是多选认租项目——为选房时留余地，万一理想的项目被选完，还能有备选。
韦建斌的目标是三房。第一次申请时，他只想去光明区，对坪山区和大鹏新区都不了解，但也选了。第二次申请，排名进到1000多了，但这批三房只有794套，要5户抢一套。他赌排在前面的竞争对手放弃，或选其他区域。他最想要的宝安区项目，租金比龙岗和龙华都贵，离地铁站远，不算热门，他觉得应该能捡漏上岸。
韦建斌发在社交平台上的预测。网络截图
申请由韦建斌一手操办。生二胎后，妻子经历公司裁员，回家当全职妈妈。韦建斌是这个四口之家的唯一经济来源。他来自广西农村，干设计，2016年和朋友创业，接大公司做不完的二手单。行情只有头三年好，后来客户里小公司陆续破产，大公司活儿也变少。撑到2023年，韦建斌厌倦了“饿不死但也没盼头”的日子，关掉公司，回了职场。
他现在在一家十来人的小公司，月薪2.8万。两个儿子一个3岁，一个1岁，妻子顾不过来，每月要花5000块请阿姨。不想压缩当下的生活，买房的事一推再推。
根据深圳住建局公布的数据统计，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10月底，深圳市级和区级推出10余批面向个人配租的保租房，共一万三千多套，房源较多的是光明、坪山这样的新兴产业区，为的是吸引年轻人口。
43岁的肖卫明也申请了两次市级保租房。去年第一次摇到1500多号，收到了选房通知。在龙岗的出租屋里，他和妻子花了一天时间在电脑前研究户型和朝向。他们想要27楼，门牌号以“27”打头，谐音“爱妻”。
10多年前，肖卫明跟随大流，从公司跳槽，创立了自己的分众广告公司，承包小区电梯里的广告位，生意一度不错。2019年和妻子结婚后，他想在南山买房，但房地产业内的“大哥”劝他，不着急，等待内部利好政策。
政策没等到，等来了疫情。全城停摆，该交的租金少不了，每个月十几万砸进去。2020年，女儿出生，要请月嫂，在南山租的两室一厅不够用，一家人搬到龙岗，花3800租到三室一厅。到2024年，公司撑不下去，宣布破产，买房成了泡影。
收到选房通知时，肖卫明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，忍不住说，我们家要住新房了。晚餐桌上，他又收到短信，还以为是选房注意事项，点开一看，是通知他认租的房源已被选完，不用前往现场了。
这些卡在捡漏排位的家庭，体验犹如过山车。李燕和肖卫明在同一批次申请，她家排在1168名，但光明区仅有470套两房房源，符合条件的认租家庭有7165个。
李燕安慰自己，名单里混杂着认租其他项目的家庭，有的和自己完全不重合，有的全选了6项。这意味着，实际竞争对手没那么多。还是不放心，她刷社交平台，看有人说自己只是凑热闹，还有的纠结通勤时长和学位问题。她祈祷，别人都选到其他小区。
她排在第4天下午场选房。前几天，上班也没心思了，每天像盯股市一样，看着剩余房源的数量不断减少。有人发帖说自己今天选房，她就跑去问，哪个楼盘？还剩几间？剩什么户型？
每天结束，有博主分析当日选房情况，预测接下来哪些排位的家庭有可能上岸。评论区里，最多出现的问题就是，“我排名xxxx位，有机会吗？”这些人大多像李燕一样，处在1000到2000名间——不能保证上车，却又有一线机会。
李燕是湖南人，毕业后辗转中山、东莞的金融行业工作，现在在深圳互联网平台做风险控制。丈夫来自广东农村，在电信做网络维护。夫妻俩年收入各有十几万。但结婚前，丈夫把部分积蓄花在老家三层半的自建房上，装修要再掏20万。孩子才3岁，李燕就觉得“不卷不行”了，工资多攒来当教育基金。
保租房政策一出来李燕就刷到了，她很惊喜——租金比现在的1740块贵一些，但能住上小区新房。好到不敢相信，李燕看到官方消息才觉得是真的。但这一次，她的侥幸没有实现。轮到她选房那天是工作日，她专门请了半天假，正准备从公司离开，就收到短信，通知她房源已经没了。
此后，她继续申请，一共参加了4次，排名都没有第一次那么靠前。丈夫一直觉得这不靠谱，虽然也配合填资料，但期待不大。最接近上岸的一次，李燕在做功课，看户型，期待租到价格不超过2000，而且朝南的屋子，还盘算起怎么装修。丈夫的冷水泼过来，“买彩票也是要靠运气的”。
房号选错了
申请保租房的不少是中年深漂，拖家带口住在城中村。
韦建斌在城中村住了近10年，从月租900块的单间到1800块的一房一厅。2022年，大儿子出生后，母亲来深圳帮忙，客厅摆上一张沙发床，饭桌挪到拐角，走两步就是洗手间，“很窘迫”。
2013年，韦建斌从设计专业本科毕业，不顾母亲劝他回广西当老师，被“来了就是深圳人吸引”，到这座一线城市打拼。第一家公司在业内出名，但底薪只有2500，待了2年成了小组长，变成4500。拿这样的工资，韦建斌没敢想在深圳买房。
他去看过，首付就要一两百万。背房贷的篮球球友，每天开销控制在50块，打球后买瓶矿泉水都舍不得。韦建斌不想紧巴巴地生活。老家县城、省会，临近的惠州也看过，但想到住不上，都算了。最实际的打算是，这些年房价下跌，不能算投资，解决居住问题才是真正的需求。
家里是指望不上的。父母早年在县城开招待所，生意变差后到浙江打工，积蓄用在老家村里两层半的自建房。朋友成家后买房，请他去做客，他心里不是滋味。被问起住在哪儿，他都说“西乡体育馆那边”。
韦建斌妻子在城中村的一室一厅带孩子。讲述者供图
城中村的早晨7点，菜市场摆上大喇叭，到半夜，夜宵摊还不消停，吵得睡不好觉；电梯里宠物狗撒尿，有人抽烟；楼下电动车来来往往，到处是摆摊留下的积水……这些李燕天天都在经历。换房这件事，她也想了很久。恋爱时是异地，婚后她从东莞搬到深圳，住进丈夫租在城中村的房子。
同事们靠父母托举在深圳有房，每次聊装修，“最穷的”李燕都插不进话。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让李燕对贷款很谨慎，不打算在深圳买房，等退休后就回老家。即使租房，她也想改善居住环境，搬到附近小产权房小区。但丈夫和婆婆觉得租金3000多太贵，一年下来租金翻两倍。没办法，她开始关注专门发布深圳保障房资讯的公众号。
保障房，是这些深漂家庭眼中解决问题的最优选。但和保租房一样，别的项目申请成功同样需要“拼好运”，也各有要求和优劣。
韦建斌看过人才房，看好宝安区一个名叫深铁璟城的项目。户型好，得房率高，但配套差，“出门就是村”。一套这样的三房，总价210万。首付五六十万的话，月供1万，将近月薪的一半，仍是可望不可即。
后来，深圳又推出共有产权房，位置和价格都比人才房更好。韦建斌申请了，但因为妻子当时还不是深圳户口，只能排在第二梯队，也没戏。
这些权衡和纠结，韦建斌记录在自媒体上，给这个系列起名“一家四口，在深圳如何拥有一席之地”。一些经济状况相似的人被吸引来，在评论区里讲起自己的盘算，讨论共有产权房的哪个小区品质好，能不能保障孩子上学。
一个二孩妈妈说，只等保租房和公租房，其他都不考虑，“年龄大了感觉以后背不起房贷了，等娃上完学回老家躺平”。但两者相比，公租房申请条件更严格——社保要缴满3年，对收入、财产都有限制。
韦建斌的公租房排了7年，区排名在43万人里渐渐挤到前1万，估算下来最快还要两年。有个大学同学和他同时期来深圳，3年前就住上光明区的公租房——因为对方妻子排得早。韦建斌自嘲运气不好。
保租房，似乎是他们最后一个上岸的机会。这是为了解决新市民和青年群体住房问题推行的政策。2022年，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，计划在3年内推出870万套保租房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在内的40所城市都在筹建。
相比之下，其他城市的保租房大多开放给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分配，深圳有更多房源面向个人和家庭，门槛也更低，因此当地的保租房尤其火爆，竞争更激烈。
好在，今年4月21日，韦建斌收到通知选房的短信，让他第二天到保障性住房服务大厅参与下午场选房。韦建斌嘱咐妻子打印好材料，把钱打进指定银行卡。他看了剩余房源，觉得等到下午，能选的只剩一个小区——他专门去踩了点，一番比较后，计划首选该小区的5栋03和04号房，楼层想要15层左右。
实际上状况百出。他上午11点，提前3个小时到服务大厅等候。墙面上滚动着小区名和房牌号，他看好的楼层突然被标红，意味着房源全被选走，他懵了，跑到群里问，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。问好一个，抬头看，又被选走了。
终于等到他选房，坐在电脑前，只有3分钟，先选5个房号，再最终定一个。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，韦建斌忘了看过的户型图，只记得选贵的，觉得准没错。出来后才发现，房号选错了，不是视野更好的那一间。
等候大厅。讲述者供图
不包含水电物业，月租3800块，在保租房里算贵的。妻子有些埋怨，觉得便宜的才能住得稳定。每个月省一两千，能为“真正买房”攒下资本。妻子对买房还是有执念，当初在惠州也是她冲动交了定金。韦建斌劝她，买房不是省一两千能解决的，得挣大钱。
李燕连这样的埋怨都没资格，在这批市级保租房中，她排到5000多名。等到光明区推出区级保租房，规则又有了变化，申请人的户籍得在光明区才能排在第一梯队。李燕的户口在南山，也不在光明缴社保，排在第三梯队，更轮不上选房。
最快的方式是把户口迁到光明。李燕想过找中介，又怕有风险，还花钱，最后决定个人缴纳。
区第二批保租房消息一出，李燕跟公司人事打好招呼，停一个月社保，自己在光明区缴纳，再预约派出所迁户口，赶在申请前完成迁移。好不容易挤进第一梯队，但她看中的房源只有20多套，要和9000多人竞争，她又一次陪跑。
4次申请都失败，她调整心态，不再抱太高期待。第一次摇到号时，李燕记得自己兴奋得睡不着，夜里逛淘宝买家具，计划花大几万把新房装成奶油风。她还搜了乔迁仪式的视频，提前学运镜。
网上有人说，自己凑热闹却摇到了前排的号，最后又弃选。李燕看了生气，觉得这是浪费资源。
够到“10万一平的学位”
不想交两份房租，韦建斌决定在一个月内搬好家。每天晚上10点多下班后，他和妻子打包好孩子的玩具、书本，把后备箱塞满，搬到新家。在端午节，又叫上几个朋友帮忙，来回跑了5趟，腿上全是汗，手脚也被磨破了。
他特意买了一辆电动车，方便骑到地铁站通勤。选房结束当天下午，他跟妻子一起到街道办迁户口，4张户口卡变成了一本户口本，户主写着自己的名字，落户地址是保租房。这个瞬间，韦建斌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。
大学毕业后，他的户口一直挂在人才市场。每次用到，都得专门跑一趟，“有一种在城市里流浪的感觉”。上岸保租房后，他在网上发帖感慨，自己漂泊12年，终于成了一个深圳人。
和同事聚会喝酒，大家举杯，祝贺他上车保租房。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夸他布置得好，开玩笑说，“这还买什么房”。他花了8万，从玄关开始精细布置，吸附壁灯用来烘托氛围，餐边柜、沙发趁有国补时购置的品牌，落地灯在拼多多上买的，电表也要买框遮丑，终于拼凑出“中古风”。
着急入住，怕有甲醛，他们没有选全屋定制，装修是住进去后一点点弄好的。鞋柜衣柜都是韦建斌自己装的，有上百个螺丝，装错就重来，周末就耗在这上面了。收房也遇到问题。洗手间的排水不通畅，得跟物业沟通，敲掉瓷砖重装。
韦建斌布置的保租房一角。讲述者供图
在社交平台搜索保租房，能看到不少关于保租房装修改造的帖子。怎么在南山区套内只有40多平的空间里，塞下一家四口的生活，80后家庭主妇王琦费了不少心思——每个角落都先量好，买家具先看尺寸，再考虑款式。
卧室的飘窗得用上，床才能加宽到2米。阳台护栏上架一个小木板就是书桌了。鞋柜放走廊，时不时会被物业警告。除了药，什么都不囤。王琦叮嘱丈夫，家里现在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。
架在护栏上的书桌。讲述者供图
拼尽好运，换来的“家”不算如意。但这些中年深漂想到孩子的教育，还是觉得值。
3年前，考虑到深圳房价高，王琦怀孕后和丈夫搬到东莞，准备定居。小孩出生后，在互联网行业的丈夫想重新找工作，但东莞的岗位基本都和工厂沾边。存款见底，丈夫回深圳求职，和王琦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周末来回奔波，对小孩的陪伴也少，丈夫说服王琦回深圳生活，也在着手申请保租房。让王琦动心的是教育资源。在东莞，王琦的侄女去了学费一年五万的私立学校，老师每天打电话给家长，劝小孩报补习班，搞得全家焦虑。转到公立学校，结果是另一个极端，侄女的成绩从中游落到倒数。
王琦申请到的保租房在南山科技园，教育资源属于南山区第一梯队。花一个月3200的租金，享受房价10万一平的学位，她很愿意蜗居，“不用住得太舒服，至少让小孩读到初中”。
韦建斌也想尽可能让孩子留在深圳长大。老家没出路，“连一块地都没有”。有球友陆续离开深圳，他觉得自己还有份工作，没被逼到“那个份上”。
他的社交平台还在更新，拉了群专门讨论保障性住房，有400多人。群里成员大部分年纪和他差不多，都已经结婚育儿，但没有买房，有做电商、外贸、程序员的——这些人工资并不低，有自称月薪四五万的。韦建斌觉得，大家咬咬牙也能够得着商品房，但随着房价下跌，房子回归居住属性——以前是“再穷也要买”，现在是“有钱也不掏出来”。
韦建斌也想，除非以后发财，不会再考虑买房。他把这些感慨记录在自媒体上，却收到私信，“低调一些，保护保租房群体”。
他在群里看到，一些花高价买商品房的业主不愿和保租房租客共享公共区域，自建围栏把两个区隔开。有租客搬家弄出噪音，被业主总结为“保障房租户素质低”。这样的矛盾陆续在各个商品房和保障房混住的小区上演。今年7月，网络上流传出图片，龙华区一小区的花园入口处贴着红底白字“商品房业主私享花园，请勿打扰”。
在韦建斌住的小区，商品房和保租房分隔在不同区域，两个群体间日常没有太多交集，但几乎都知道彼此的住处。破产的肖卫明申请了两次，也住进这里。有次在停车场进出闸口，一个女业主打量肖卫明的帕拉梅拉，想跟他寒暄。肖卫明打左转向灯，要往6栋拐，他听到女业主惊讶地说“第一次看见开这个车的人去6栋”。
车是肖卫明创业时为混圈子买的。公司破产后，他再回职场，为了省油钱和停车费，坐地铁，来回3小时。他后悔当年没把车卖了，付一套房的首付，现在被银行查封，不能进行任何交易。保租房的合同签了3年，他说这是给自己的翻身时间。如果3年不够，那就6年。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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